摘要：第二、当与法律规范体系的整体相吻合的解答存在复数时，必须从中选择出一个解答作为判决内容，为此还要另行对法官追加两个限制条件。 ...

如果没有这一自由，说权利人有选择的空间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没有真正的对立和张力，中介就会流于形式，法治理念也就会失去立足之地，抗辩的话语空间也就无从构建。如果聚焦法律议论的社会生态和制度安排，就会发现把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与合作推进到新阶段的重要契机已经隐然可见，并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在规范和价值涵义领域长驱直入、具有中国风格的法律社会科学研究新流派。

法教义学的方法论前提是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元论及其不同翻版或变种。在这里，议论的法社会学与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能找到很多共鸣之处。不得不承认，在一些关键主张上，两派甚至还在继续上演京剧《三岔口》那样的黑暗中乱斗，并没有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正面交锋。这种作业理所当然值得适当评价，特别是在中国某些地方、某些时期法律适用太过率性而为的那种语境里。欧美法学界以司法应用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发达，形成了所谓法庭科学的专攻领域。

至于所谓法律不确定性问题，笔者要强调指出：打开困境的关键并非严格的教义信仰，也不是彻底的科学主义，而在于法律议论本身的可撤销性，或者说与各种权利主张相伴随的抗辩清单。在这里，议论由复数的立论组成，每一个立论都必须给出理由、进行事实上或者逻辑上的严密论证，每一个立论都是可以辩驳的并通过反证的检验而正当化。在其所著《法律》第六卷里，主张对拒绝公职者处以罚金，在威尼斯，即处以流放。

在自由主义看来，通过征收赋税和实施强制性的法律，政府就是对人们生活的干涉。第五，各种义务须有相关的质疑、抱怨和申诉机制，以利于监督、评估，判断是否符合理性。[41] 麦迪逊认为，共和主义政府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要求更多的公民德性。[2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3页。

这意味着义务设定必须是基于公共福利，必须有助于自身安全的维护。他在《法意》一书的按语一二六中指出：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

不管国家的强制和赋税受到了多少制约，这些行为仍然代表了一种干涉，就像任意的欺凌或盗窃一样，对自由构成了威胁。基本义务的感情说认为，义务既非国家对个体的伤害和侵犯，亦非剥夺，而是源于个人对国家保护所产生的情感，也可称为绝对主义义务观。共和主义坚信国家是共同善，认为义务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护。对比奉献出的生命安全与财产，个人得到的安全保障远高于所失。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之一在于对实体正义的要求，即自由主义仅仅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共和主义对政府的要求更为苛刻，法律须为善法。[22]各种政体不仅有其内在的精神实质，还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公民德行。这与《利维坦》的主旨、霍布斯的个人经历及社会契约的心理假设完全一致，即人与人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说明支撑霍布斯义务观的心理基础是恐惧和仇恨。[12]霍布斯的租税债务说带有典型的社会契约特征。

[2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9页。自由主义认为义务是国家是对自由的干涉。

第24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17] 【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

[⑥] 【法】邦亚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页。[15]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义务观，它将义务视为对个人的伤害和行动能力的缩减，由此构成了自由主义法治的中心，以及对国家的永恒警惕。把我们的社会联结在一起的约定之所以成为义务，就只因它们是相互的。立基于公民身份，共和主义认为义务是对人权的保护，其特征是效忠、信任和热爱。[③]虽然这一精神是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思想观念的继承，但主要是在古罗马共和制度诞生的。贡斯当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认为古代人的自由是积极自由，现代人的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

罗马作家认为：只有当法律和政治的安排能够保障政府将不得不关注共同善（common good），公民才能享有这种地位。在共和国里，一个人只是以法律和祖国的保卫者的资格才能拿起武器。

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霍布斯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对自由的妨碍和威胁，但是，只要法律受到了制约，遵守这些法律就不妨碍自由。[23]孟德斯鸠认为教育的法律应该和政体的原则相适应:在君主国里，教育的法律的目的应该是荣誉。

十九世纪英国流行的看法是，税收是在增加国库的财富，是国家能力的增强，但却是对个人力量的削弱，是对个人行动能力的缩小。这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一种政治品德。

该思想将自由视为把公民和奴隶区别开来的一种身份，即不必生活在主人权力之下的一种身份。柏林将自由立于希望和恐惧之上，[⑧]表现在基本义务的履行上，公民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同时，始终在情感上持有警惕和抗拒。[18] 转引自【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20] 转引自【美】凯斯.桑斯坦：《超越共和主义复兴》，应奇译，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反之，在君主制国家，臣民在没有完全受到法律强制下是自由的。作者简介：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45] 俞江: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末宪法草案本的后续说明》，载《法律史论集》，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56页。这种公共身份的主旨并非参与，而是自主和对共同善的奉献。

并且当他们冒生命之险去捍卫国家的时候，这时他们所做的事不也就是把自己得之于国家的重新给国家吗？[35]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只需去冒一旦丧失这种安全时我们自身所必须去冒的种种危险中的一小部分，这难道不是收益吗？[36]换言之，得大于失，或者得有所偿。是公共领域中的个人道德，而非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品德。

共和主义不将自由视为自然和前政治的存在，而是社会政治过程的产物，须在商谈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理性。绝对主义义务在心理和情感上没有受到丝毫强制，而是心甘情愿的服从。[4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69页。[⑧] 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载【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雄译，译林出版社第258页。

戴雪偿言：和平意味着较轻的赋税，而战争自然意味着沉重的赋税，但是重税，不论其是否正当（一般来说是正当的），永远都意味着要缩减每个公民按照他自己选择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能力。[26]品德不仅是共和政体的精神实质，还是平民政治必不可少的动力，因为义务是对个体的伤害和侵犯，反而是个体安全和快乐的保险。

[19] 【美】凯斯.桑斯坦：《超越共和主义复兴》，应奇译，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赋税是交纳给自己的，是为了确保人民安全和快乐地享有所余财产，赋税轻重和自由互成比例。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义务被视为对自由的干涉。所不同的是，臣民效忠的是他人，公民热爱的是自身。